義和團運動之意義
與五卅運動之前途
瞿秋白
（一九二五年九月三日）
* 本文原載一九二五年九月七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機關報《嚮導》週報第一百二十八期。
九七紀念[1]，亡國的辛丑合約簽字的紀念，使全中國的平民不能不想庚子義和團之役[2]與八國聯軍侵略我們中國的痛史。同時，我們現在正在五卅以後全國民眾反抗帝國主義的運動裡，更使我們不能不想起：為什麼會發生五卅屠殺，怎樣方能推翻辛丑合約以及一切不平等的條約，何以五卅運動比二十六年前的義和團運動對於民眾解放的鬥爭有更大的希望和更遠的前途。
普通談起庚子義和團運動的時候，往往有許多人以為這是“拳匪”，這是野蠻的排外主義；假使這班匪徒不這樣胡鬧，八國聯軍也不會來，辛丑合約也不會訂了。這種人固然反對辛丑合約，反對庚子賠款[3]，可是他們的論點是：義和團是少數無知愚民做的事，外國人不應當將這種責任和罪名歸到全國人身上，使全國人負擔這樣巨大的賠款。
這種意見完全是受帝國主義宣傳的一般士大夫階級的謬論。誠然不錯，義和團講拳術講符咒，都是一種迷信；這種拳術和符咒無論如何也不能抵抗槍炮。誠然不錯，義和團聯絡滿清的反動貴族，打著“扶清滅洋”的尊皇口號，完全是一種帝制主義的反動思想。然而何以會有這種義和團運動呢？難道不是各國帝國主義侵略的結果麼？帝國主義的侵略、外貨的輸入、原料的吸收，使中國舊時的經濟逐漸破壞，手工業及農民經濟破產，其結果遊民一天一天的多起來，這些破產的農民，迫于經濟上的困苦，本能的發生反抗帝國主義者的思想。實際上不但是庚子之役，就是那一時期種種平英團[4]（廣東）等類的組織，歷次的所謂教案[5]，無不是這種反抗運動的表現。客觀上這是中國被壓迫被剝削的階級——失業的勞動民眾，反抗外國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同時，當然就是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他們這種反抗的精神是非常之可敬的。況且，他們的反抗又是帝國主義者高壓的侵略政策所必然要逼迫出來的。帝國主義者自己逼迫出這種反抗運動之後，再來“懲罰”中國，這是他們慣用的手段。即使真要講什麼“公理”，外國帝國主義者以前殺中國人、奪中國地方種種罪惡，決非義和團那些小小的“排外”行動所抵得過的。列強那時的侵略中國，完全因為他們國內資本主義的發展，他們國內資產階級的野心，不得不然；即使沒有義和團，他們也會想出種種別的方式來進攻，來取得他們在辛丑合約上所得的特權。
可是，義和團的反抗精神和民族解放運動，何以帶著那種極迷信極反動的思想呢？義和團運動的缺點是很多的。他們拒絕一切“洋貨”，拒絕並且反對一切科學文化；他們主張“國粹”，相信五行符咒等的“國民文化”（戴季陶[6]先生所說國民文化大概和這個不同罷）；他們的組織是一種宗教式的團體；他們盲目的“共信”他們的“排外主義”；他們盲目的服從他們的“中心思想”，有極鞏固的“互信”，不許有一個懷疑中國符咒的無用和外國科學的有用，不然便算做“二毛子”，立刻驅逐出團體，甚至於處以死刑；他們都盲目的服從所謂“大師父”、“二師父”，只有大師父、二師父能獨創，絕對不許普通的徒弟獨創的。然而這些都不是主要的缺點。最主要的是義和團運動裡，沒有一個先進的有組織有力量的階級做主幹。義和團的運動實在是一種原始的農民暴動，而且是失業群眾的暴動。這種遊民階級，失業的勞動階級，因為自己經濟地位及生活條件的緣故，不能有明確的政治意識和階級覺悟。自己手上所做的是階級鬥爭，可是心上所想的是狹隘的民族主義及國家主義。他們這種運動，沒有階級鬥爭的理論指導，亦沒有真正團結的實行力量。這種鬥爭，一方面是對外的階級鬥爭，別方面便應當同時是對內的階級鬥爭——反抗滿清貴族的平民階級的鬥爭。可是，因為義和團被狹隘的民族主義及國家主義思想所蒙蔽，他們竟為貴族階級所利用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反對一切進步的資產階級的維新運動。他們只知道一切中國人都要團結來反對一切外國人；他們以為這樣，外國的侵略便可以防止，中國的國家和文化便可以保存，他們的權利便可以有保證，生活便可以安定。殊不知道，當時的一切平民應當同時反抗滿清，自己握得政權，才能抵禦帝國主義者的進攻。於是他們真以為“國家民族利益高於一切”、“心目中只有一個中國國家和民族的需要”，竟認滿清貴族是這所謂“國家”、“民族”的代表；這種運動即便勝利了，也不過為治者階級鞏固地位，更加要壓迫平民。他們一切迷信反動的思想和策略，完全根據於這狹隘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國民文化主義而發生的。他們事實上爭自己經濟地位的改善，可是不能明白提出自己階級的經濟要求。他們知道反對所謂“二毛子”，他們卻不知道，國內真正反對他們的人，是代表大部分地主商人的利益的地方政府（如當時山東巡撫袁世凱[7]，江南總督劉坤一[8]等）。他們當然更不知道，應當以利於其他階級的國際的經濟要求，去聯合一般的商人和比較進步的反抗侵略的份子。可見他們失敗的原因，完全在於不能以自己的階級鬥爭引導一般的普通農民的群眾，更不能以這種階級鬥爭來領導各階級反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他們於“扶清滅洋”的狹隘國家主義的口號以外，什麼“階級的要求”都沒有，他們自身雖是農民，卻甘心做反動貴族（所謂“國家”或“民族”）的工具。這或者可以得著“純正的三民主義者”的賞識，果真是“利他的”、“為國犧牲的”勇士罷！
這也無怪其然的呵！那時的中國，可以說簡直沒有無產階級——先進的、善於組織的、有政治的覺悟和階級的意識的階級。那時能有反抗精神的，還只有這種遊民的或純粹小農的落後階級。這種階級要他站在反帝國主義鬥爭的先鋒地位，當然是不能勝任；於是這壯烈的反抗侵略的運動，便以迷信的拚命的無希望的原始暴動結局了！
當時帝國主義的列強，便能用很簡單的方法，一舉而撲滅這種運動。那時帝國主義的列強，在遠東的侵略，還沒有到相互之間劇烈衝突的時候，他們還要合力的先在政治上、軍事上、思想上征服中國。義和團的對外要求是很單獨的排外，亦沒有關涉到各國利益不同的條件。所以列強竟能一致的向中國進攻。於是八國聯軍對華的“懲罰戰爭”，敢於施行極無人道的殘殺，佔領中國的都城，強迫簽訂辛丑合約。北方的國防，如大沽炮臺等完全撤廢；京城附近，自北京至天津，沿路長紮帝國主義的駐防軍；北京使館界變了外國領土，東交民巷變成中國太上政府的堡壘；規定極大的賠款，以關稅、鹽稅作抵，從此連常關也歸外國人主持的稅務司[9]管轄，中國的財政幾乎完全受外國監督。……這樣一來，中國便實際上等於完完全全亡國，成了列強的共同殖民地。
可是，帝國主義的勝利，還不止此。庚子、辛醜之後，帝國主義者絲毫不用費力，便在思想上征服了中國。一般“士大夫”和“文明人”從此絕口的斷定“拳匪”是野蠻的暴徒；帝國主義者教訓中國人應當怎樣服從外國人，怎樣遵守所謂“國際公法”，怎樣尊重外人的生命財產……，中國人都伏伏貼貼的遵從。從此以後，稍有反抗侵略思想，便是“排外”、“拳匪”、“下流社會的無知愚民”；政治上、輿論上、社會上，無不以外人的一言為重；直到辛亥革命，各派政黨都爭以保護外人生命財產為榮，未求民眾的贊助之前，先求外人承認他是“適當的”、“馴服的”代理外人管理中國的統治者。這種心理和“輿論”，便做了好幾十年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從此，反帝國主義運動便消沉了不少。
義和團的反抗精神的完全恢復，而打破這種媚外的、鄙視“下等社會無知愚民”反對壓迫的心理，一直經過五四運動到五卅的屠殺之後方才實現。這亦不是偶然的。
中國在這二十六年中，經濟上因受帝國主義的影響，已經起了很大的變化。那些破產農民和手工業者，一部分已經吸收進了工廠及種種資本主義的新式企業，出現了中國的無產階級。中國的資本主義，尤其在歐戰之後，得到了一種相當的發展，從前的買辦階級漸漸的脫胎而變成了工業的資產階級。中國國內日趨於死滅的封建軍閥，也已經比滿清貴族更加喪失了好幾倍的獨立性；他們的存在和統治，已經不能不完全依賴帝國主義，完全做帝國主義的走狗。於是，國內民族解放的要求一天一天的迫切起來，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運動自然一天一天的普遍起來。可是這種運動中最重要的原動力，現在卻是無產階級。從五四運動以來，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差不多完全跟著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而發展。最早，從一九二一年起，京漢罷工、唐山罷工、安源、水口山礦工罷工、海員罷工、上海浦東煙廠罷工[10]之後，國內國民革命的運動便有長足的進步。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成立，最早的主張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各地有民權運動大同盟的出現；一九二三年更提出具體的國民革命的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等口號；再進而主張具體的集中革命力量，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國民黨改組和發展。此後，上海絲廠及南洋煙廠罷工[11]（一九二四年），南方農民運動的開始，……一般的勞動民眾覺悟到他們自己的階級利益，實行經濟的政治的階級鬥爭的經驗，使他們一天一天多量的參加國民革命運動，反抗直系軍閥[12]；北京政變[13]之後，更努力的進行國民會議促成會[14]的運動。在這些運動之中，各地的工人團體無不是最積極的站在民族鬥爭的地位。一般民眾之間，反帝國主義的思想因此而格外普遍的傳播起來；而國民黨也因此而漸漸深入民眾，得著民眾的贊助。一九二五年，上海的工人階級繼續這種鬥爭，於是而有日本紗廠的罷工。帝國主義知道這種新勢力和義和團不同，確是非常可怕的，趕緊想以高壓的屠殺政策撲滅他。可是紗廠工人顧正紅的被殺死，已經激起民眾——尤其是青年學生的憤怒；而五卅的南京路屠殺，遂使逐漸積聚著的革命力量，大大的爆發，反帝國主義的運動普遍全國各地，並且深入窮鄉僻壤。
五卅運動，實在說起來，是義和團的反抗侵略運動的繼續。不過五卅運動的方法、組織、策略，完全與義和團不同了。第一、五卅運動中的工人階級，有極明確的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壓迫、剝削的觀念，絕不是盲目的排外。他們的要求是很具體的：反對不平等條約，反對帝國主義的屠殺和租界制度、領事裁判權[15]、駐防中國的外國海陸軍，要求中國一般民眾的政治自由權、組織工會和罷工的權利，卻不是反對一切“西洋文化”，保存中國的所謂國民文化（仁義道德、五行符咒等）。第二、工人階級為自己階級的利益而奮鬥，反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剝削和壓迫，反對中國軍閥的壓迫和賣國，反對中國資產階級的妥協和軟化。他們絕不敢“心目中只有‘國家’、‘民族’的利益”，冒充什麼利他的義舉；他們絕不肯為保存利於帝國主義者的“內部一致”，而完全為資產階級所利用，跟著他們妥協。只看上海罷工工人反對總商會的妥協條件，宣言要求中外資本家承認工會，增加工資，便可以知道：中國工人階級參加國民革命運動，必然要以階級鬥爭的理論做指導；工人階級切身的經驗知道，不能靠“誘發資本家仁愛性能”的“戴季陶主義”和“勸告日本人回東方來”的“戴季陶策略”，來得到自己的權利和日本的讓步，而要用階級鬥爭的方法。他們知道所謂民族解放運動是要得大多數中國人民獨立自由的權利；這樣的運動方針，方能使勝利之後確有真正的民族國家的獨立和自由，如果拋棄他們自己，拋棄中國大多數勞動民眾切身利益，還有什麼“民族”利益或需要！第三、中國工人階級知道自己階級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的責任，所以他們提出極具體的階級的和民族的政治經濟要求。他們的一般口號：廢除不平等條約；撤退外國海陸軍以及最近關稅自主的要求，能夠結合一般被壓迫的革命的各階級，督促著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向帝國主義者奮鬥；因此，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能夠建立起來，持續下去。他們竭力的擁護這種利於中國民族的一般被壓迫階級之間的一致，他們不要求勉強的“中心思想”，而只是建立真正的中心思想於各階級對內對外的共同利益上。第四、中國工人階級明白中國國民革命的國際意義。這種國民革命運動是對於世界帝國主義的有力的打擊，列強帝國主義國家裡的無產階級和各國被壓迫的民族，必至真誠的同情於中國的運動，而且能予以有力的援助。所以他們決不盲目的反對一切外國人，而只反對帝國主義者，努力的做國際宣傳，聯絡世界的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中國無產階級深切的明瞭：帝國主義的推翻和中國民族的完全解放，必須世界的社會革命勝利，全世界的資本主義消滅，才能成功。第五、五卅運動中的中國工人階級，有很嚴密的組織，極偉大的團體，絕不是宗教式的結合。
五卅運動和義和團的區別，正在於五卅運動有無產階級做指導者，而義和團沒有；五卅運動中有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做骨幹，能督促資產階級前進，而義和團沒有；五卅運動中有具體的政治經濟要求，足以團結全國被壓迫階級，而義和團沒有；五卅運動中有國際的聯絡和世界革命的前途，而義和團沒有。
二十六年後的中國民族力量和二十六年前的民族力量大不相同了。帝國主義者相互之間，現時在遠東的利益，已經衝突得非常厲害。列強雖然利用辛丑合約和一切不平等條約的特權——駐華海陸軍、租界巡捕權、不受中國限制的外國工廠，能對於中國施行屠殺和剝削。然而中國民族在無產階級指導之下起來反抗，一開始便給他們一個總打擊，提出種種具體的要求。列強之間享受這些特權——關稅管理、租界制度等等，並不是相同的；他們在中國的經濟利益——貨物的銷場、投資的多寡，也不是相同的；所以中國民族反帝國主義既然劇烈，他們中間特權享得少的（如美、法等）便想取巧，聲言應當對華讓步。於是列強一致進攻的形勢絕不可能。再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因有無產階級的指導與各國無產階級相聯合；同時，俄國革命後，世界的社會革命已經開始，列強自己國內無產階級的政治勢力也比二十六年前大得百倍。他們更不能輕易以兵力征服中國，因為他們國內的革命，可以因此而爆發的。況且五卅運動之中，無產階級團結的階級組織——工會等的力量，也非義和團可比。義和團的暴動的農民，絕無階級的覺悟和階級的策略，完全是孤立的；五卅運動中則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國民革命聯合戰線，差不多團結工、商、學以及一切被壓迫的民眾。所以假使義和團暴動的結果，帝國主義者得以武力進攻而攫取在華的特權，置中國於殖民地的地位；那麼，五卅運動的結果，至少使帝國主義的列強要表面上表示讓步，要提起早已忘了的華盛頓會議[16]的決議，要召集所謂關稅會議[17]，甚至於說可以討論關稅自主的問題。
不但如此，義和團時候，一般的“士大夫”、“文明人”都幫著帝國主義罵“拳匪”，滅殺民眾的反抗精神，甘心做帝國主義的工具，而且他們能得到所謂維新派的尊稱。五卅運動之後，反對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口號和一般的反抗精神在民眾之間極普遍的發展。現時利用帝國主義者的謠言罵五卅運動是“赤化”是“暴徒”的破壞壓迫工人、學生團體的所謂“中國人”，亦已經為社會所公認是帝國主義的走狗了。
五卅運動之中，所可怕的是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復辟。所謂“國家超于一切”、“工人不准行階級鬥爭”一類的論調，我們現在可以常常在資產階級報紙上看見，甚至於國民黨領袖中也有這種傾向；這是一種新義和團的危險，危險在於他們要使勞工群眾跟著資產階級妥協，喪失自己的階級覺悟，拋棄自己的階級鬥爭，因而始終破壞了此種解放運動。這種妥協派的力量，始終要被帝國主義所利用，來壓迫工人階級——國民革命的主力軍。這種國家主義的影響實際上是幫助一般帝國主義走狗——軍閥工賊的。
這些走狗，大之如奉系軍閥，小之如工賊及暗殺的凶徒，他們的實力還是非常之大。張作霖派[18]的軍閥，在奉天、天津、青島、上海，幫著帝國主義者殘殺壓迫工人、學生及商人；上海一股工賊打毀總工會[19]，傷害工會職員；河南資本家穆藕初[20]雇用流氓打手搗毀工會；南京的買辦和軍閥屠殺工人；廣州反革命派暗殺廖仲愷[21]先生。五卅運動之所以不能再往前有很大的發展，工人所以只能得到日本廠主方面極少極小的讓步，規模這樣偉大的五卅運動所以只能爭到帝國主義者答應開所謂關稅會議，完全因為國內種種國賊、軍閥、工賊的勢力幫著帝國主義者來壓迫民眾；完全因為民族解放運動中的妥協派、狹隘的民族主義派，幫著軍閥、工賊遏抑工人階級的階級鬥爭；完全因為中國沒有統一的人民政府，沒有統一的真正擁護人民權利的軍隊。因此，要五卅運動能夠再往前發展，必須繼續擴大民眾的力量。固然，五卅運動與義和團運動不同，他是有無產階級領導的，比起義和團來，始終已經有些效果：日本單獨來要求解決，至少也不能不承認所謂中國政府的工會條例，承認處理屠殺顧正紅等的兇手，至少口頭允許加工資……。美國亟於贊成關稅會議。英國的強硬也不過以為延宕滬、漢等案手段，不敢猛然反攻。然而照現在這樣，便能使帝國主義者實行讓步，使中國得著完全的解放嗎？那還差得遠哩！中國既然因有幾十萬無產階級的團結奮鬥而能暫時制止帝國主義之直接進攻，那麼，要使這解放運動完全勝利，便應當更加發展中國無產階級的勢力，發展一般的民眾力量，排除一切反動的帝國主義走狗的力量，那時才能廢除辛丑合約，才能打破帝國主義束縛中國的一切鎖鏈。所以五卅運動的前途和發展，必須根據下列的方針去進行：
一、力爭工會組織的自由，一般民眾應贊助工人的組織和鬥爭；
二、工人階級和被壓迫階級聯合一致，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走狗——軍閥工賊，平民應有武裝自衛之權；
三、民眾起來要求真正人民的國民會議；
四、建立統一的真正平民共和國，組織統一的國民革命軍；
五、要求關稅自主，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
只有這樣，五卅運動才能繼續發展，實行推翻辛丑合約及一切不平等條約。
[1] 義和團之役失敗，一九○一年九月七日，清政府被迫與英、美、法、俄．日、德、奧、意、西、荷、比等十一個國家簽訂了屈辱的《辛丑合約》。中國人民便將九月七日作為“國恥”紀念日。
[2] 庚子義和團之役：義和團原是山東、直隸等地農民、手工業者及其它勞動人民的民間秘密結社。原名義和拳，一八九九年改稱義和團。一九○○年（庚子）春在華北、東北及京津一帶以“扶清滅洋”為號召，進行了激烈的反帝鬥爭，引起帝國主義的極大恐懼。六月起，英、法、美、日、俄、德、意、奧八國組成侵略聯軍，以保護使館為名，進攻天津、北京。八月十四日攻陷北京，清政府向帝國主義乞和。一九○一年九月清政府與列強簽訂了屈辱的《辛丑合約》。
[3] 庚子賠款，指《辛丑合約》中規定的賠款。共計銀四億五千萬兩，分三十九年還清，本息合計九億八千二百余萬兩。自一九○九年起，美、英、日、法先後“減免”其所得大部賠款；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國停止對戰敗的德、奧支付賠款；蘇俄於一九二○年宣佈中止對俄賠款。但是，截止到一九三八年，帝國主義已從中國掠奪賠款銀六億五千二百余萬兩。
[4] 平英團指一八四一年鴉片戰爭中廣州城郊三元里一帶人民自發的武裝抗英組織，曾給予英國侵略軍以沉重打擊。。
[5] 鴉片戰爭後，帝國主義利用宗教侵略中國，在各地興建教堂，強佔民地，欺壓群眾，激起了當地人民的反抗，釀成許多事件，這類與教會有關的事件都稱作教案。
[6] 戴季陶在五卅運動中極力散佈階級調和論，宣傳所謂“誘發資本家的仁愛性能”。在反帝鬥爭問題上，他還提出所謂“縮小範圍”，“法律解決”，“單獨對英”，“勸日本回東方來”的錯誤主張。參見本書第199頁注③。
[7] 袁世凱（一八五九——一九一六），字慰亭，河南項城人，北洋軍閥頭子。辛亥革命後，依靠反革命的武力和帝國主義的支持，利用領導革命的資產階級的軟弱和妥協，篡奪了總統職位，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大買辦階級的北洋軍閥政府。一九一五年十二月稱帝，遭全國一致反對。一九一六年六月憂懼而死。
[8] 劉坤一（一八三○——一九○二），湖南新寧人。湘軍主要將領之一。一八七九年後長期任兩江總督，義和團運動時，在帝國主義策劃下與張之洞等發起“東南互保”，破壞了東南各省人民反帝鬥爭的發展，使帝國主義得以集中兵力鎮壓義和團運動。
[9] 稅務司是舊中國各口岸主管海關稅務行政的官員。一八五四年英、美、法三國領事強迫上海道尹訂立海關章程，由三國各派一人組織稅務管理委員會。一八五九年，英國為了獨攬中國海關大權，強迫清政府委任英人李泰國為總稅務司，統管全國海關。此後總稅務司一職長期為帝國主義分子所把持，操縱了中國海關管理權。
[10] 京漢路罷工、唐山罷工、海員罷工，這裡指中國工人運動第一次高潮中的幾次主要罷工鬥爭。即一九二二年一月香港海員大罷工，同年十月開灤煤礦（包括唐山、趙各莊、林西、馬家溝、唐家莊五礦）三萬多工人的聯合大罷工，一九二三年二月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以及一九二二年上海日商第二紗廠、三新紗廠、日華紗廠的幾次罷工。
安源罷工：安源的勞工運動，指一九二三年發生的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在這次大罷工中，由共產黨人李立三、劉少奇等領導的工人俱樂部提出了保障政治權利、改善待遇和增加工資等要求。經過談判和鬥爭，路礦當局被迫簽訂了承認工人俱樂部的合法權利、增加工資的協定。
水口山礦工罷工，指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湖南常甯水口山鉛鋅礦工人舉行的大罷工。在這次大罷工之前，這年十一月，共產黨人蔣先雲等領導礦工成立工人俱樂部，並向礦務局提出承認俱樂部，保證工人集會、結社、言論自由和增加工資等要求，遭到拒絕。十二月五日，俱樂部領導三千多工人舉行大罷工，礦務局被迫接受要求。
上海浦東煙廠罷工發生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日。參加罷工的有英美煙廠的九千多工人，他們提出增加工資、改良待遇和啟封工會等要求，遭到軍警鎮壓。
[11] 一九二四年六月，上海各絲廠資本家以絲價跌落，原料不足為藉口，共同決定降低工人工資，取消全部賞工。在共產黨人鄧中夏、向警予等領導下，工人起而反抗，雲成、裕經、統益等十四家絲廠一萬五千余工人舉行同盟罷工，迫使資本家做了某些讓步。
南洋煙廠罷工發生於一九二四年九月。在共產黨人鄧中夏、向警予等領導下，罷工工人要求開除工賊，恢復被開除工人的工作，取消工廠新訂的一切苛章等八條要求。資本家一面勾結租界巡捕房實行暴力鎮壓，一面指使工賊破壞工會組織，雇用流氓打手強拉工人進廠。罷工未能取得勝利。
[12] 直系軍閥是北洋軍閥三大派系之一。先後以馮國璋、曹錕、吳佩孚 為首領。在一九二○年直皖戰爭和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戰爭中，相繼打敗 皖系和奉系軍閥，把持北京政權。一九二四年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失敗。一 九二六年盤踞長江中下游的直系勢力吳佩孚和孫傳芳部，被國共合作的北 伐軍打垮，次年被消滅。
[13] 一九二四年十月第二次直奉戰爭期間，直系第三路軍總司令馮玉祥率部從前線回師北京，發動政變，囚禁賄選總統曹錕，直系軍閥控制的北京政府因之垮臺。這次政變稱為“北京政變”。
[14] 北京政變後，馮玉祥電邀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日，孫中山在《北上宣言》中支持並重申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並提出在召開國民會議之前，先召集預備會議。在中國共產黨的發動下，全國掀起了國民會議運動，並於一九二五年三月一日在北京召開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與段祺瑞召開的善後會議相對抗。
[15] 領事裁判權，是鴉片戰爭後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取得的一項特權，即外國在華僑民犯罪或成為訴訟被告時，不受中國法律制裁，由各該國領事依照本國法律“裁決”。
[16] 華盛頓會議的決議：華盛領會議，亦稱太平洋會議。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在美國華盛頓召開，美、英、日、法、意、中、荷、比、葡九國參加，次年二月締結了《九國公約》。提出“中國門戶開放”、列強在華利益“機會均等”，反映了美、英與日本爭奪中國殖民地的矛盾。
[17] 關稅會議於一九二五年十月在北京舉行。參加者為北京軍閥政府的代表與英、美、法、日、意等十二國駐華使節。軍閥政府利用五卅運動以來廣大群眾所提出的關稅自主的強烈要求，提出至遲在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前實行自定關稅稅率，在實行前，先行對進口貨物徵收附加稅。各國為緩和中國人民的反帝情緒，表面上同意中國實行關稅自主原則，但要求中國裁撤厘金，並反對在實行前對進口貨物徵收附加稅。
[18] 張作霖（一八七五——一九二八），字雨亭，遼寧海城人。奉系軍閥首領。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戰爭中打敗直系，把持了北京政權。一九二六年宣言“反共討赤”，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派兵包圍蘇俄使館，逮捕共產黨員李大釗等六十餘人，二十八日殺害李大釗、路友于等二十人。一九二八年六月與蔣介石作戰失敗後，乘火車撤回關外，至瀋陽皇姑屯車站被日本關東軍預埋炸藥炸死。
[19] 總工會，即上海總工會。一九二五年八月，一些流氓、工賊搗毀上海總工會，隨後奉系軍閥又將它封閉。
[20] 穆藕初（一八七六——一九四三），又名穆湘玥，上海人，工業資本家。曾在上海、鄭州創辦德大、厚生、豫豐等紗廠和勸工銀行。
[21] 廖仲愷（一八七七——一九二五），廣東惠陽人，國民黨左派。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後，任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並先後兼任工人部長、農民部長、廣東省長、財政部長、軍需總監和黃埔軍校黨代表等職。一九二五年三月孫中山逝世後，堅決執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同年八月在廣州遭國民黨右派暗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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