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與五卅
摘自王凡西《雙山回憶錄》
五四運動發生的那年，我正在本鄉小學裡讀書，十二歲。但知道有這件事，乃至受這運動的影響，卻又在一二年之後了。
我的故鄉是這樣的一個市鎮，它是既開通而又閉塞，不偏僻卻是荒寂的。地處於滬杭之間，有鐵路線聯絡這兩大都市。它是浙西的兩個食米集散地之一；更有不小一個區域的農民的蠶絲，由這裡收購了送去上海。所以商業資本很早統治了這個地方，商人久已是它最有權勢的人物。讀書人，據說在清朝就是如此的，如果他不同時又是典當主人、錢莊老闆或大地主之類，一樣不為人重視。這裡的傳統是銅臭壓倒書香，文化氣息自來稀薄得可憐。
上海市場的消息，幾小時內就可以在鄉鎮的茶館裡引起風波；而北京學生們的“鬧事”，則連我們“最高學府”裡的老師也不曾注意。十余歲的小孩子當然更是茫無所知。
在人口將近三萬的市鎮裡，只有兩所完全小學。我所就讀的那一所，因為由一位富有的孝廉公當校長，教員中的多數也是地方上有地位的紳士，所以被目為最高學府。孝廉公以他辦書院的方式來辦“洋學堂”。大堂上供著“大成至聖先師”的神位，受著孩子們晨進夕退的兩次敬禮。功課中雖已有了格致、音樂，甚至高年級還教英文，但最注重的還是國文，尤其是《論語》和《孟子》。我唯讀過《論語》，由一位儒醫兩通的老秀才給講解的，教得很認真，要求非常苛刻，甚至連朱夫子的注釋都得背。
關閉在這樣的門牆裡，外面世界發生的思想的激蕩自然不會立即波及的。
然而，要來的終於要來的。大約在一二年後，它由上面和外面侵進來了。
縣裡的視學員，也是本鎮上一個秀才，想奪取這所最高學府。他靠了一個與孝廉公們敵對的大紳士撐腰，又借了點縣教育當局的勢力，推倒了老校長。這一來，頗不得大多數地方人士的同情，因此當他以新校長資格走馬到任時，非但舊教員無一留職，而且鎮上的所有讀書人都給了他抵制，不受他的延聘。結果他只好求才他鄉，請了一批杭州第一師範剛畢業的學生來做我們的先生。
杭州第一師範是浙江省裡的“北京大學”。在當時，它與長沙的第一師範，可說是北京大學新思想運動在外省的兩個最得力的傳播站。校長經亨頤，氣度與為人都跟蔡元培相似。于學派無成見，對人才能相容。自己的思想是開明而民主的。他所延致的教師中有所謂“四大金剛”（陳望道、劉大白等），學生中出名的是施存統、楊賢江等輩。施存統（後來改名複亮）之出名因為寫了《非孝》那篇文章，而《非孝》又使第一師範大大出了名。
當時浙江省的統治者（督軍盧永祥，省長張載揚，員警廳長夏超）早把第一師範看成為眼中釘。久矣乎要給他一點打擊，苦於沒有藉口。《非孝》（登載在第一師範學生自辦的一份刊物上的）一出，便有了題目，當局對學校進行了迫害。經亨頤為了保護他的教員和學生，以去就爭，終於辭職而去。後來學生們為了挽留校長反對新校長，進行了罷課鬥爭。最後集體被軍警圍困在操場上，堅持了一次全國聞名的大抗爭。
我們新校長延聘來的新教員中，有一位就是那次鬥爭的領袖之一，其餘的當然也是新派人物。
其時我是畢業班的學生，我們一班的主任就是那位杭州學生運動的英雄。
不過當那一學期開始的時候，我們卻以慚愧的心情走進大門的。因為有不少“不事二主”的學生退了學。他們轉人舊時三年級主任（一位舉人）所辦的私塾去就學。留下來的學生大多比較貧寒，他們的家長與學校的舊主持人較少關係或全無關係。“最高學府”的名譽從此毀了，合鎮的上流人都鄙視它。就讀該校的學生也不再有什麼光彩了。
開學典禮時，不見了“至聖先師”，因此也不再隆重鞠躬。四五個新先生，年紀都只比我們大上十幾歲的，穿著布大褂，怪不神氣。孝廉公時代那種莊嚴肅穆的氣派是沒有了，我們這些不得已做了“貳臣”的孩子們心裡都感覺得有點難堪。
看看課程表，“經學”已經不見了；領來了新書，其中竟有用鋼筆板自印的白話文講義。新的校歌也貼出來了，過去校長引以自傲的那首“論文師軾轍．立品繼程朱”的歌詞，被宣佈作廢，改填的是些白話字句。孩子們沒有說什麼，但不少人想起了鎮上流行的批評，“這個學校給弄得不成樣子了”。
我們是用失望和疑慮心情來迎接這幾位五四運動的代表們的。不過事情改變得很快。不出一二個月，我們就非常崇拜我們的新先生了。首先，我們不必像孝廉公時代那樣害怕老師，師生之間成了朋友；其次，我們完全懂得他們所教的東西。陳獨秀胡適之關於文學革命的論文，周作人的小品，劉半農等人的白話詩，我們都貪婪地，懷著無上興趣地讀著。（順帶說一說那時老師們始終沒有將魯迅的東西介紹給我們，甚至我們不曾聽過提他的名字。我個人知道魯迅與閱讀他的作品，那是在一九二五年以後的事。）尤其叫我們歡喜的，乃是聽他們講自己在杭州鬧風潮的故事，講他們的學生生活。不久，新方式的學生活動就在我們學校裡試辦起來；成立了自治會，創建圖書館，訂閱滬杭日報及雜誌辦了手寫的粘貼在牆壁上的校刊，甚至還開了一月學校商店。
不消一個學期，“最高學府”的面目和氣氛已改得完全不同了，它變成我們小鎮土的“北京大學”和“第一師範”。在本地衛道夫子們的心目中，我們都成了陳胡新黨的小嘍羅，事實上也正是如此。
十四歲那年我在小學畢業。為了前途問題，我和那時候的許多孩子一樣，和父親發生了衝突。我的父親是一個讀書人，前清末年進了學的，所以他有資格與士大夫游；但因他不是富家子，地位當然不高，雖在詩酒唱酬中，也不免常要受些閒氣。這就養成了他的兩重性格：一方面看不起那些似儒實商的紳士；另一方面卻決心要在商業上競勝致富。他時常用了憤世嫉俗的口吻（多半在他醉酒以後）對我和我的兄姊說：“讀書人最沒有出息，有了錢人家就會敬重你”。因此，當我讀完小學之後（當時照我們鄉間人的說法，這程度已等於前清的秀才），他堅決要我學生意，不讓升學了。他這樣決定，另一原因是家境不好，實在也無法供給我上省城讀書的費用。所以在我畢業前半年，他老人家就已托人在上海一家洋行裡替我說好了練習生的位置。可是我的想法和志願與父親的大不相同。我生來也許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小時候當然更不會看重實際。最歡喜讀《水滸》，也歡喜《三國志》。俠客和義士乃是我心靈裡最早的偶像。
在家人中，我最崇拜我的叔祖，他是個武秀才，綽號“大刀”，性情真直，雖老不失童心，平生不事生產，以致為家人所賤視。而我卻非常歡喜和他在一起聽他講快人快事，常使我寢食俱廢。叔祖愛談他自己的父親（即我的曾祖），說他曾經幫長毛（太平軍）打仗，離家三年，轉戰皖省，一直到清軍攻陷南京後才偷偷回家的。家裡老輩誰都不願意提起這件事，而我也把他想像成了英雄，將他和《水滸》、《三國》中的人物聯結起來。
經過一年多五四精神的薰陶，我的興趣和思想都發生了不少變化。當然，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談不上什麼固定興趣與系統思想。所謂變，也只是模糊的方向而已。在未接觸到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之前，我們這些孩子簡直沒有精神生活的，渾渾噩噩的。拿我個人來說吧，除了演義小說裡的人物引起我一些奇異的空想之外，更不會想到比飲食遊玩更多的事。而新影響卻在孩子們的心靈裡打開許多窗，讓我們由那裡看見許多未曾前見的境界，嘗到了許多前所未知的樂趣，以致引發了對遠大事物的憧憬和嚮往。孩子們的志向與天地擴展得如此之快，竟致遠遠地超過了父兄們所能瞭解的程度。我們的小眼再不注視在一家的門桅上，不以一鄉一鎮中的榮辱為懷。我們（決非我一人如此，同學中不少人都是一樣）居然“以天下為己任”，將古今中外的科學家、思想家、文藝家為做人的典範了。總之，五四精神使我們變成了染上時代狂疾的小志士，變成了好高鶩遠的理想家。在我個人，舊日的俠義偶像和新認識的崇高的心智活動家結合起來了，而後者又逐漸地代替著前者。
處在這樣的精神狀態中，我之無法接受父親給我安排好的前途，乃是十分自然的。父親方面呢，他根本不曾想到他的“小東西”自己竟已有了主意。他是我們家中的絕對君主連他的父親即我的祖父在內都對他非常畏懼的，我當然更加怕他。平時他不苟言笑，對家人從來不和顏悅色地談句天，只有當他喝醉了而又非泥醉的時候，才透露出一點人情的暖氣，卸下了他家長的嚴肅面具。此時的我，尤其是我的姊姊，才會沾著點父愛：聽些並非訓斥的牢騷，嘗嘗他帶回來的糕點。
我將到上海去學生意的決定，也就在這樣一個溫暖的晚上被通知的。那天晚上父親特別高興，記得還從一家宵夜館裡叫了炒麵回來。他相當莊重地通知了我這件事情，同時講述了他如何請托親友幫忙謀得了這個位置的經過，又說將來補讀英文的夜校也托人找好了，他要我好好去做，洋行出路是很大的。父親的通知原不需要我同意，他說過就算，接著就宣佈要吃炒麵了，而我此時卻不知從哪裡來的勇氣，竟敢當面對他說：“我不做生意，我要到杭州去讀書。”情勢當然急轉直下了，在座的母親和姊姊都嚇呆了，拿起了的筷子又悄悄地放下，她們以萬分惶恐的眼光望著我，我則把眼睛望著地板，不敢看父親的神情。父親的決定被人違拗，在這家裡大概還是第一次；而這一次竟出於他最小的兒子，一定使他感到十分意外的。所以他的憤怒竟不以慣常的方式發洩出來，沒有呵斥，沒有敲打，只是氣得連聲都出不得了。
父子間的關係僵持了兩個月，結果卻以折中的方式和解了：答允升學，但必須讀商科。因此我考進了杭州的省立甲種商業學校。
這個學校與第一師範相連校舍都是前清的貢院。兩校間只有一牆之隔。我是身在牆東而心在牆西。商科的功課引不起我絲毫興趣，尤其叫我頭痛的是簿記、珠算與辨幣。這個學校的環境十分庸俗，學生活動全無，文化生活貧乏之極。它比孝廉公時代的我們的小學還要死氣沉沉。呼吸了一年多五四空氣的我，簡直要在這裡窒息了。那時我對學問的興趣是尚未固定的，擇業的問題並不困擾我．我所歡喜的只是一般的學問，一般的知識，特別是新的。所以凡是新書，不管是文學、哲學、科學，我一視同仁地拿來讀。無錢買書，星期天就跑到書店裡去翻，或到西湖圖書館去借閱。這些書多半是不易懂的，有的是真的艱深，有的則為了天書式的翻譯；可是我直著脖子吞下去不管它們能否消化。在商業學校裡混了兩年，那枝簿記棍如何使用都不曾學會，而從杜威、羅素、柏格森到泰戈爾，乃至古代學者如蘇格拉底、柏拉圖等等的大名．卻已經知道了一大串甚至有不少他們的中文譯作都被我翻過了。商業和我的興趣之間也就愈離愈遠，再耽下去簡直是苦刑了。
在第二年的第二個學期中，學校鬧了風潮，我被推為代表之一。結果風潮勝利，學生代表卻全被開除。我原是被開除者之一，只因校中的一位國文教員是我父親的朋友，為我力保，總算“顧全面子”，私下教我“自動轉學”。這次事情沒有使父親氣惱，很樂意地讓我轉人了一個私立的普通中學，從此我跟商業最後地作別了。
一年後父親逝世。再過一年臨到中學畢業的這個學期，“五卅運動”爆發，那時我十八歲。
“五卅”以前的二年中，我仍舊是漫無目標地亂讀書。不過由於創造社的影響，興趣卻漸漸轉趨於文學方面。和當時許多年輕人一樣，我成了創造社諸作家的祟拜者，個人則尤其歡喜郁達夫，在有意無意中，深受了他浪漫的頹唐的影響。同時也因為父親故世，家道日窘的關係，更加以“沉淪”式的不幸青年自命了。同學中也有人歡喜寫作的，教員中也有一二個新人物。因此在“五卅”運動的半年前，我和另外三個同學一起，出版了一張報紙，報名竟莫名其妙地稱為《赤報》。其實當時我們的思想離“赤”尚遠。內容也根本不屬於此一色彩。記得此報的一篇主要文章，是我從一本英文哲學史（只記得是“家庭大學叢書”之一，著者為誰都已忘記了。）上譯出來的序言。我們這幾個人都沒有固定思想，基本的政治傾向只能說是民族主義。但是報名嚇壞了人，所以只出一期，就讓校長禁止了。
那時候的杭州，真正的赤色思想原已存在。《嚮導》報的公開通訊處是杭州法政專科學校。收信人安存真，即該校教員安體誠（一九一七年為蔣介石殺於龍華），是出名的共產黨員。我的幾個鄉前輩在杭州搞國民黨（實則共產黨）。SY也有了，第一師範裡有一點組織，我的自小朋友許志行就是那個組織的負責人。我和他們之間常有來往，但我沒有加入。原因是：那時我看不起幹政治活動的人。為學問而學問的觀念給我的影響很深；我覺得幹政治根本不是做學問，兩者是背道而馳的，而我則一心要研究學問。我們的中學裡也有一兩個入了“國民黨”，他們很活動，很自負，可是功課很糟糕，這件事又加強了我的成見。
其實我那種想法，本質上只是反映了當時新思想運動主流的分化。我是在五四，之後一兩年才接觸到五四思想的，等到我追上它、接受它的時候，新思想的本身卻早已向前進展，發生變化了。《新青年》分了家，陳獨秀與胡適之各走各的；前者前進至馬克思主義；後者則仍舊停留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階段上。前者由思想而進人行動，由文學革命而政治革命；後者則欲保持思想的“純潔”，反對文人玩弄“齷齪的政治”。由於行動的需要，陳獨秀與李大釗等組織了共產黨，與南方的孫中山結了同盟；此時胡適之等卻貫徹其“學者作風”，與梁任公的研究系合作，同時寄託希望于北洋軍閥的政府。
對於當時中國思想界的此種分合情形，我是茫然無知。杭州雖說是一個省會，北京新出的雜誌也多少能夠看到，但一般說總是落後得很。那裡的多數教員與學生如果算得上“新人物”的話，多半以新到接受“五四精神”為止。對於“德、“賽”（民主與科學）二先生的向背，對於孔子的抨擊或崇拜，始終還是這個城裡新舊人物的分界線。因此在無形中，杭州被五四運動喚起了思想生活的青年們，就當時思想主流的分派說，都屬於胡適之方面，亦即屬於梁任公方面。他們對於當時為數不多的國民黨分子，雖然不是仇恨的，卻是輕視的，因為這些人“不忠實於學問”，卻去搞政客勾當。
在一九二五年春天以前，我也是這樣一個不自覺的“胡適之派”。“五卅”運動卻給了我一個激烈的與決定性的轉變。
上海爆發慘案的時候，我們正忙於畢業考試。在最初，我們簡直不甚留意這件事情的。後來看見它愈演愈烈，學生罷課，商店罷市工人罷工，掀起了前所未見的大風潮，我們這才開始激動起來，覺得我們也必須有所表示，才能對得起上海同學。學校裡的空氣熱了起來，學生中沸沸揚揚著，校與校間開始了聯絡，人人都感覺到非幹點兒什麼不可了。大概是慘案之後的三四天吧，上海學生聯合會的代表團到了杭州，向各校學生報告慘案經過；杭州的學生立即行動，由每校推出代表二人，成立杭州中等以上學生聯合會。我因為平時曾參加演講比賽，而且在校際競賽會上得過獎，同學們就以為我具備代表資格，推舉了我，另一代表便是我上面提過的那個“國民黨分子”。應該承認，我最初去當代表是不太願意的，原因是上述的成見作怪，這些是風頭主義者幹的玩意兒。在第一次的成立大會上，我意外地又被人推舉成宣傳部長，這使我惶恐起來，我心想：糟糕；畢業考試完了，大學也不必想考了。可是這種不願意與惶恐的心理出現得極其短暫。工作一開始，鬥爭隨著爆發而日趨緊張，我以全心身投進這個新的活動中心，畢業與升學等等都被置諸腦後了。
參加杭州學生會工作大約只有三個月，從六月初起，直到八月底離杭赴京去考大學為止。這一段工作對我的思想與生活卻發生了很大影響。簡單地說，它使我脫離了胡適之而走向了陳獨秀。這三個月間沒有讀什麼書，整天忙的是工作，然所得益，套句現成的話說，真是“勝讀十年書”。大時代中熾烈的大鬥爭，像只巨大的熔爐一樣，把投入者身上一切不合適的思想和感情焚化於俄頃之間，同時將你含有的（如果有的話）某些較好的東西提煉出來。一個省會裡的學生運動，尤其是當那個時候，無論就深度與廣度說，都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但因被配置在大時代的背景上，作為全國性的反帝反軍閥鬥爭的一部分而出現，其意義亦自不同。對於像我初次跨入思想生活的年輕人，其意義竟是決定性的。我很快懂得了，所謂“為學問而學問”的說法是多麼地虛偽；真正學問應該和行動相結合，為行動服務的。我懂得了，做學問與“幹政治”決非對立的；而政治上處於被壓迫地位的人們，根本無法做純粹的學問，他們的學問應該集中於一門，就是如何為改變這個地位而鬥爭。這點道理一半是我在工作中悟出來，另一半則由於和那些平素為我所鄙視的“風頭主義者”的接觸和接近，我發現他們中多數不但比我能幹，而且比我有學問。我幾年來的自以為追求的“真正學問”——亂七八糟地閱讀杜威、羅素以至柏格森等輩的大作，這時卻被證明出非常無知與混亂的。這時我初次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從那兩位“搞國民黨”的鄉前輩手裡看到一些淺近的社會科學書籍，覺得這是一種切實而有用的學問，與我先前所學的一些不同。
在杭州的短期工作中，我獲得了一個終生受用的認識，那就是：對外鬥爭與對內鬥爭不能分開，而且後者勝利乃是前者勝利的條件。記得在學生聯合會的第一次大會上，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是討論：杭州學生應否與上海同學一致行動，實行罷課？代表們的意見是分裂的。一部分認為這是對外鬥爭，是反對英帝國主義屠殺中國人我們不應該罷課，因為罷課這種手段只能用以對內鬥爭，譬如反對學校當局的黑暗或政府當局的腐敗之類。杭州學生罷了課來反對上海租界上的英國人，據這班代表的意見，近乎“無的放矢”。“人家不會理你們的，荒廢學習是你們自己的事”，他們說，“為了真正能夠反對帝國主義，我們非但不應該罷課，而且應該加緊上課，加緊學業來武裝自己”，這些人說得頗有道理。另一方面，多半是有了若干政治背景的代表們則堅決主張罷課。他們的理由很簡單：如果不罷課，什麼行動都談不上，一切所謂反對都是空談。我是主張罷課的。但心裡卻覺得前一理由充分；贊成罷課，只是為了行動罷了。結果以微小的多數通過罷課。
杭州學生就這樣行動起來了。全體學生組成了數百個小隊，到戲院、茶館、公園、以及馬路旁邊去作鼓動演講。動員很徹底，連杭州最保守的女校學生都出來了。我們原想讓那裡的商店都罷市，但沒有成功。杭州學運中空前規模的一次示威舉行了，參加的約有七八千人，包括小學生和若干市民在內。當時浙江的督軍是孫傳芳，一個非常狡猾的北洋軍閥。在全國熱烈的戰鬥空氣中，他不敢正面來壓迫我們，他表示“同情”。當遊行示威時，他派了一隊荷槍實彈的兵士來“保護”我們。他還召見了學生代表，發表他“愛國不敢後人”的鬼話，要我們把外交重任信託給當政的人，安心讀書。
我們，至少像我那樣的十幾歲的孩子們，並非一下子就看穿了他的陰險。可是漸漸地，我們感受到他暗中活動的影響了。有一個學校，仿佛記得是體專，由於那校長與省當局的特殊關係之故，首先對聯合會採取了一些古怪的行動。後來，在我就讀的那個學校裡，一位最熱心贊成學生運動的教員被解了職，我這個代表也間接受到警告。不發給畢業證書的威嚇都聽到了……
在我工作的那三個月中，更露骨的鎮壓行動雖然不曾見做出來，但是種種的無理阻難，卻已足夠給了我一個清楚認識，對外鬥爭與對內鬥爭是分不開的，真正的反帝鬥爭只有通過對內的革命鬥爭。
當我交代了學生會工作，離杭赴京的時候，胡適之、梁任公思想己經從我的頭腦中徹底廓清，完全站穩了左派陳獨秀立場了，雖然在形式上我還不曾加入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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