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緬詹明信系列 (二)
《想像資本主義的終結：
詹明信的文學幽靈》
2024年9月22日，著名的文學批評家、哲學家及馬克思主義文學批判流派的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逝世，享年90歲。詹明信的思想深受歐洲知識傳統的影響，尤其是馬克思主義與黑格爾思想的結合。他的作品對當代文化趨勢的分析，特別是後資本主義文化的批判，為文學和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框架，為此，我們寫了這篇簡單的評論，試著回顧這位大師的思想。此文為第二部份。
筆者為港中大文學院在讀生，本科所學習的文學理論傳統樸實，強調研究表達手法、歷史及語言分析，往往排斥新的批判理論。然而，自從畢業後升讀批判理論的學科，筆者便愈發感到困惑。文學的手段如隱喻和詮釋，被用作分析政治意識形態。然而，這種利用上層建築工具解構意識形態的做法，實際上加強了意識形態的主體性，並抽空其歷史存在，無助於理解甚至打破意識形態。在思考這種方法論為何成為主流之際，筆者有幸出席中大文學院院長唐小兵教授的講課。他講述了他跨學科的英文研究，結合音樂學、文化研究及社會學理論，以探討抗戰時期合唱作為一種集體表達形式，如何反映並塑造了民族認同與「救國」意識。
筆者當時提出一個關於聲音與革命問題：如何理解魯迅在1927年《革命時代的文學》所言：「我呢，自然倒願意聽聽大炮的聲音，仿佛覺得大炮的聲音或者比文學的聲音要好聽得多似的。」？唐小兵教授對此回應是讚揚魯迅作為偉大的文學家，並表示其對他的影響深遠，但避而不談魯迅在北伐和工人革命期間，以槍炮之聲與文學之聲作比喻，表達對文人身份的反思。
或許如今並非一個迫切的時代，以致知識的剩餘使得文人不必再承擔生產者角色，而轉向成為中間人。而他們浪漫的天性又使他們自以為如同戰亂和資本主義危機中的本雅明，在歷史的巴洛克迷宮中撿拾碎片。究竟是什麼原因讓中國知識份子從知識生產者及文字教育者的角色退化為向西方理論界倒賣中國革命史的中間人？或許我們應從詹明信的理論在中國的傳播開始說起。
西方理論的傳播與中國的現代化渴望
在1980年代，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社會各界對外部世界的關注度顯著提升。人們渴望現代化，文化和思想的多樣性開始湧現。在這一背景下，西方理論逐漸被引入並受到重視。詹明信的《後現代主義的文化邏輯》在此時被翻譯成中文，為中國學者提供了理解後現代社會的重要工具。
詹明信的理論恰逢中國經濟體制逐步放開，市場化進程加速。隨著經濟的開放和消費主義的興起，中國社會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轉型。人們開始追求現代生活方式，渴望融入全球化浪潮，使得詹明信關於後現代性的論述獲得了廣泛共鳴。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一直渴望實現現代化。在歷史上，西方國家被視為理論生產的中心，而中國則是理論實踐的場所。在改革開放期間，美國成為學習和模仿的典範。正如詹明信所言：「法國理論最早經由英國傳到美國，而如今美國又好像變成了中國的傳送帶。」[1]
在七十年代，世界經歷了激動人心的思想解放，而這種浪潮在中國表現得尤為集中，各種理論如潮水般湧入。中國作為「萬象歸宗」之地，短時間內接受了來自西方的各式理論，經歷時空的壓縮，以致西方竟被擠壓成了一個整體，對應著早已在文化上統一的中國。然而，詹明信提到從歐洲到美國的知識傳遞具有特殊意義，因為歐洲和美國之間存在顯著差異。
托洛茨基對美國知識傳統的分析
托洛茨基對美國知識傳統進行深入分析，他探討了根植於英美文化中的保守主義，這種保守主義主要源自其新教宗教信仰。他認為，這種宗教背景不僅強調個人主義和個人責任，還成為抵禦激進社會變革的重要堡壘。美國社會對變革的恐懼及對現狀的維護，使得革命思想和社會運動難以獲得廣泛支持。儘管經濟危機可能為社會動盪提供契機，但根深蒂固的保守主義往往抑制了人民的革命熱情。
同時，托洛茨基也承認美國實用主義的價值，尤其是威廉·詹姆斯和約翰·杜威等哲學家所倡導的這一思想流派。他指出，美國科技進步潛力巨大，但往往受到資本主義框架的限制，未能真正服務於人類發展需求。他提到應推動從私有制轉向集體擁有，以確保技術資源公平分配。他認為，只有通過集體規劃和資源配置，才能釋放人類發展潛力，推動知識進步。
托洛茨基批評美國學術中傳統三段論（演繹推理）的局限性，認為這種僵化推理無法充分反映社會現實複雜性。他主張採用更靈活的辯證法來理解社會運動和革命多面性，以更好地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環境。
比較詹明信與托洛茨基的觀點，我們可以看到詹明信試圖通過借鑒歐洲文化和辯證法理論來彌補美國在理論和文化上的不足。他關注的是如何在消費主義盛行的美國社會中進行批判，揭示物質生產與消費方面所面臨的問題。詹明信認為，美國雖然在商品的大規模生產和多樣化方面具有優勢，但這種優勢並未能轉化為深刻的理論反思或文化發展。他對美國消費社會的批判強調了缺乏理論深度所導致的文化貧乏。
相對而言，托洛茨基則認為，美國作為新興資本主義國家，可以通過生產手段、市場和技術克服理想與實踐之間的分裂。然而，他也指出，要克服美國在理論和文化方面的缺失，以及根深蒂固的保守主義，以充分釋放這一潛力。
托洛茨基提到：
「我們俄國在奠定計劃經濟基礎時所取得的不斷成就，是以犧牲廣大群眾日常消費品作為代價。與此相反，你們的問題則是要訂出計畫，復蘇你們的現有經濟，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一開始就要加速提高人民的消費作為出發點。」[2]
他強調，在美國通過集體規劃可以有效促進商品生產與消費之間平衡，以實現社會整體利益。
然而，詹明信對此觀點提出不同看法。他認為，美國必須從歐洲文化和理論中汲取養分，以克服自身在理論上的不足，這種轉變不僅是對物質條件的一種反思，更是對文化自我意識的一種提升。
因此，可以說詹明信是托洛茨基觀點的一種反向解讀。他強調的是一種理論上的超越，而非單純依賴於物質生產與消費之間關係。在他看來，美國的大規模生產雖然豐富了商品種類，但卻未能形成深厚文化和理論基礎，使得美國在全球知識體系中處於尷尬位置。
詹明信理論在中國知識界的影響
詹明信的觀點與托洛茨基不同之處解釋了他的理論如何契合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需求——他們從中找到了新的任務：發展理論並批判消費主義社會，以彌補後現代資本主義下文化缺失。此外，作為西方舶來品，他們針對後現代性的批判意味著對整個西方進行反思，也捍衛了中國文化(具有中國特色或亞細亞式的文化)。這種保守轉向，就如馬克思曾提到，西歐的政治經濟學和民族主義思想在德國變成了反動且死氣沉沉唯心論。
然而，詹明信理論在中國轉化情況比此為更複雜。西方的現代性，特別是在跨越世紀的民族鬥爭和社會主義革命後，更關注如何揭示虛假意識形態並面對真實世界。瓦爾特·本雅明呼籲建立一個不再建立於華麗廢墟與悲悼劇上的新世界，而馬克思則指出：
「一切已死先輩們的傳統，如夢魘般糾纏著活人的頭腦。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當人們好像只是在忙於改造自己和周圍的事物並創造前所未聞的事物時，恰好在這種革命危機時代，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給他們以幫助，借用它們的名字、戰斗口號和衣服，以便穿著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的新場面……就像一個剛學會外國語的人總是要在心裡把外國語言譯成本國語言一樣；只有當他能夠不必在心裡把外國語言翻成本國語言，當他能夠忘掉本國語言來運用新語言的時候，他才算領會了新語言的精神，才算是運用自如。」[3]
後現代性使所有打破虛幻努力成為泡影，它憤世嫉俗地聲稱所有堅固事物皆融化於空氣中，人們可以而不需要面對生活中的真實條件。諷刺的是，自從中國的大門被西方經典與商品打開以來，一直渴望現代化，但因長達幾十年的封閉而與世界脫節。因此當後現代性傳入中國時，它立即受到渴望現代化的人們歡迎，以至於現代性與後現代性混合在一起。
西方有一條可以追溯的現代性起源系譜，這條系譜起於資本主義未曾創造新文化，而不斷叩問誰能將人類從文明廢墟拯救出來，延展到後現代社會中沉穩精緻的封建文化被徹底替換為犬馬聲色的消費主義。在中國，此系譜似乎是他人的故事；針對後現代性的批判更多是借用來解構無處不在之國家/歷史意識形態。如中國文學批評家張旭東所言，「對於許多地方——例如中國——讀者而言，似乎仍然存在根深蒂固習慣認為，一旦達成敘事便更接近真相。」[4]
這反映了中國革命歷史中隱藏著對現代性的渴望。口號、思想及理論在引導中國歷史上的反帝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也創造出擺脫帝國及傳統束縛的新主體，如工人、新青年及新女性。然而這些口號與思想最終卻成為政治鬥爭中的工具，我們應如何理解這一變化？身為美國知識分子的詹明信雖未能指出此點，其回答卻是一種受存在主義影響之辯證法，強調真實與一致性源自世界而非自我。他提出了一種革命性的認識論，一種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他們並不是在自我選擇條件下創造，而是在已存在、給定並傳承自過去條件下創造。」
這種革命性的認識論在歐洲蓬勃發展，在美國則是在七十年代興起之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延續。但當這認識論抵達中國時，它仍停留於批判理論層面，是一種沒有大眾運動及社會生產手段支持之認識論。相反，它被用來將知識分子的角色限制於「文化領域」之中，而在中國歷史上，「文化領域」長期以來一直是國家與群眾間之的中介。
一方面，知識分子保留了解釋社會甚至批判國家意識形態之特權，但同時，他們也警惕其社會功能，不希望其延伸至政治領域。雖然他們代表群眾運動及社會中的思想，但並不構成對國家權力之挑戰，因此其知識活動成為神聖領域，不可被國家及世俗大眾打擾；反之亦然，他們無法觸及國家及社會。
知識份子寄生於藝術、文化作品、文學、國家意識形態和群眾運動之上，進行著異化的知識生產。他們雖看似遊離於社會與國家之間，但實際也只是「被迫」成為國家機器盤根的一部份。他們不尋求生產知識之權力，並且對這種權力感到猶豫和害怕。相反，他們選擇成為詮釋者，以知識分子受到壓制之歷史作為依據，辯護專屬於知識份子的自由。正如唐小兵所言：「從正面看，此顯示了一種自由；但反過來也說明了知識分子社會功能之消失。但若你既要具備社會功能，又要完全自由，在某意義上是不可能；那樣你便置身於執政、社稷層面，就必須承擔許多後果，而這些後果並非每位知識分子均可想像或意識到。」[5]
結語
如此看來，中國知識份子確實比其老師高明得多。詹明信後現代批判留下了文化烏托邦降臨之政治承諾，此承諾遲早將在未來運動中被清算；而中國知識份子則以清算過去政治承諾為己任，為自己騰出一個詮釋的職位。然而，詹明信的做法更讓人敬佩，他在後現代世界仍竭力保留著歐洲知識份子近乎宗教般持守與盼望精神，而中國知識份子則拜師不成，只能轉向古時巫師般解釋文字，但背後卻無所謂魂魄或信仰可言。
[1] 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2] 托洛茨基(Leon Trotsky). 在美国建立苏维埃制如何？——美、苏两位工程师之间的对话. 1934年8月17日.
[3]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4] 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5] 唐小兵. 再解读的再解读：唐小兵教授访谈录. 《小说评论》, 2010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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